最近一次去看Mio的墓，是2024年2月26日。在办理户籍变更的其中一步之前，我顺便去扫了个墓，时间正好是她忌日两天后。2023年的同一天，我得知了她的死讯。2024年的这天，我正在办理她曾经急于完成却没能完成的那套手续。
我和她的好友A相约见面，攀谈一阵，到公墓旁的地铁站相互道别——当时好友A准备去性别重置手术，去扫墓也许是不吉利的。我不懂这种规矩，但也没有兴趣争论，就独自下了地铁、走进公墓。
放骨灰的地方当然分着档次，有单间，也有集体宿舍。Mio的骨灰所在的，是最便宜的那一档——和几十盅其它人的骨灰放在一个截面积大约900cm²的小格子里，外面封上一块刻着字的石板——据说这块石板叫墓碑。放其他人骨灰的格子大多带着性别化的称呼，Mio的没有。有些格子上有拿透明胶粘上去的祭品（如花束），以至于墓园要公告“可能导致石板脱落”，不过Mio的格子上也没有这些。
我不了解任何地域和人群的丧葬风俗，对着墓碑看了一会儿，三鞠躬，然后离开。
离开墓园以后，我又见了一下和Mio同父同母的人B。B劝我向前看，提到自己正在谈恋爱，准备结婚。后来B又说，他每次想到Mio就去上香，过了一段时间觉得这样不是办法，想到Mio喜欢娃娃，就改去娃娃机夹娃娃，夹了一房间的娃娃。快到傍晚，B要上夜班了，我便再与他道别。
一年前，葬礼后，B曾把我送回家，我借机留下他聊了会儿。那时，我发现B是个长期自我封闭的人。他心事极重，但已经无法流利表达。从断断续续的话里，我只知道B是第二胎，Mio是第八胎，其余胎胎皆成鬼。说是“意外怀孕、迫于计生而流产”，但我实在不信这套说辞。B小时被寄养在乡下长大、“雪藏”，直到中学才开始和家长一起生活。没聊多久，B和Mio的母亲就打来电话，让B早点回家。十分钟后又打来第二通，埋怨B回家晚、要来不及洗车了。B已年近30，这样令人窒息的家庭关系，我实在看不明白。
同样是葬礼后，我在B和Mio的家里坐过一会儿。她们的母亲反复絮絮叨叨，说醋酸环丙孕酮（包装上只有英文）“是日本人的药”，不止一次地说“你说她怎么就会想变性呢，我们夫妻感情也好，小时候也没怎么受挫折……”
她当然知道我一地鸡毛的家庭状况，却仍然在我面前反复强调自己家如何美满。印象里她是个“非常会说话”——也就是巧言令色——的人，这会儿却突然这么“不会说话”，大概是过度悲痛吧。
按道理，被这样反复提家庭，我应该恼火抑或自卑，但一来我并不特别在乎，二来我又有一种“看在眼里”的同情：如此反复强调夫妻关系好，那么夫妻关系一定不会太好，一定是“为了孩子”而持续压抑着什么。因此我只是倾听着，间或安慰一两句。
一年以后、扫墓这天，我从B处得知，他的父母在葬礼不久后就开始争吵，如今已分居多时：我的观察不幸应验。
2026年3月，B举办婚礼，也向我发来了邀请。我由于路途遥远，未能出席。
一些事情我能看透，一些事情看不明白。还有一些事情，我被蒙在鼓里。
比如，Mio死后，为何迟迟没开出死亡证明？为何她父母要在派出所录那么长时间（近12个小时）的口供？——B说，这是因为Mio此前剐蹭了别人的汽车，有一定纠纷。因为没见过相关流程，我当时竟没有一丝怀疑。后来见得多了，才逐渐意识到Mio的身后事并不普通，终于起了疑心。
扫墓半年以后，我得到了一份证词，它证明了我所怀疑的事——录半天口供并非无缘无故，也并非由于汽车剐蹭。那时我去探望Mio的另一个朋友C、她正要做手术。C告诉我，Mio自杀当晚并非默不作声，她的朋友并非像《怀念Mio》里写的那样来不及进行干预。家人之外，有不止一个人知道她情况危急——我不在其中。当时，C闻讯报了警，警方的回复却是“人在家里，已经睡下了，很安全”，C于是放下心，直到第二天早上传来噩耗。而C的这通报警，才是Mio家长需要接受较长调查流程的原因。
“人在家里、已经睡下”——这是警方上门得到的结论，还是通过电话联系家长得到的答复？如果是后者，家长又是怎么下的结论？我不知道。活着的人留下了各自的说辞，最关键的当事人却只剩下沉默的骨灰。当然，照料重度抑郁患者往往让人疲惫，Mio又有不止一次自杀尝试，百密终有一疏——但偏偏是这一次，过去几次自杀尝试里面最有生命危险的一次。而且偏偏在这一次，边界感如此匮乏的家长，连30岁孩子啥时候回家都要管的家长，却没能认真对待警方的警告，想到这里，可能很难只说一句“遗憾”。
再后来有个叫“跨儿说”的公众号，收集了一些案例，鼓励跨性别者向教育部写信，要求允许毕业后变更性别的人修改学籍。收集到的案例里就有Mio。
Mio的一大焦虑源，正是跨性别者毕业以后无法修改学籍。想要变更户籍性别，就要先完成性别重置手术；而要让毕业证书和学信网信息也与新身份一致，就必须赶在毕业以前完成手术、户籍变更和学籍修改。手术需要钱、时间、医疗资源和家长同意，大学毕业却有一个不会等人的日期。Mio休学以后没日没夜地开货拉拉，就是想在毕业前攒够手术费。她每天大口吃完饭，放下筷子就继续出车。到最后，她只赚到几百块钱；一次剐蹭带来的赔偿（以及可能带来的押金损失），就超过了此前拉货收入的总和。
确实也有变通的方法：可以以新身份重新取得更高的学历，就业时只出示这一份；也可以声称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一并遗失，再补办一份只写新身份信息的纸质证明。然而，前者需要重新投入应试体系，后者则未必能修改学信网上的注册信息（因此可能无法通过“背景调查”）。这也就是为什么Mio急于在毕业前完成手术、户籍变更和学籍修改，也是为什么“跨儿说”鼓励跨性别者向教育部写信要求解决问题。
但这时，一贯鼓吹“‘毕业后学籍不可改’论调是制造焦虑”的mlgmxyysd跳了出来。她一会儿声称“学籍改不了也无所谓，求职时出示户籍变更证明即可”；一会儿又干脆声称，毕业以后“一直能改”。
与mlgmxyysd的反复无常不同，《人民法院报》是这么报道的：毕业证书及学信网注册的个人信息，与当事人毕业时的户口本、身份证信息一致，因此不符合学历注册信息修改条件。毕业后修改户籍信息的跨性别者只能通过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来证明自己和学历信息上的是同一个人——而这意味着出柜。中国对性少数群体的就业歧视并不是什么秘密——但mlgmxyysd否认它。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人治社会，一些人的确可以通过种种关系和手段（例如声称自己有此能力的律师），去修改自己的学籍——这是mlgmxyysd的所谓“一直能改”，但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这么做。
不仅如此，mlgmxyysd一边说“这个人（Mio）是被社群制造焦虑害死的”，一边说“这个人是家长党”——也就是得到家长支持的跨性别者。她把一切责任都倒置过来，仿佛制造斩杀线的是跨性别社群而非中国政府。讽刺的是，mlgmxyysd的消息来源正是我的《怀念Mio》——写作时，出于“逝者已矣”的动机，我刻意美化了她的家庭环境。我删去前面的所有疑点和不满，把当时早就确认下的证据留在心里。这篇文章终于还是被拿去当作替凶手脱罪的理由了。
在此之前，mlgmxyysd已经屡次违反CC-BY-NC-ND协议，在缺乏署名的前提下断章取义《怀念Mio》去指责社群“制造焦虑”，但寡廉鲜耻到说Mio是“家长党”还是头一次。这也就让我一度想再写篇文章来正本清源。
——但在Mio生前，我确实和她并不亲近。尽管是她小学时期最好的朋友，但在她出柜以后，我只和她见过一面。生前没能给她足够的帮助，死后却对她的事情妄加评论，这终归不那么合适，不是吗？
这个理由至少能勉强说服我继续沉默。直到今年3月，我等到了最后一块拼图——Mio的同学所记录的Mio的校园生活，以及由辅导员转述的家长对Mio的真实态度。
和受了点小挫折就自暴自弃的我不同，Mio高中刻苦用功，最后考进了中山大学。收到录取喜讯后，她还曾来我家和我一起庆祝。这样的一所大学，总该有充足的人文关怀吧？
当然是没有的。
出柜以后，Mio遭到了同学的背地议论乃至转发嘲讽，班干部也参与其中。一些恶意也许未被察觉，另一些恶意则根本不加掩饰。而在Mio精神状况恶化、出现自杀尝试后，中山大学的官僚体系——与其它大学一样——第一时间设法让她休学，尽管在形式上只能是“本人申请休学”。事后，辅导员竟厚颜无耻地说Mio是“自愿休学”“非要休学”、不是被劝休学的——而所有信源和间接证据都不支持这套说法。
小学时，我是Mio最好的朋友，常互相去对方家玩。来往几次以后，Mio的母亲竟找上我母亲，以“你家北雁云依比较聪明，Mio可能还是需要多努力用功”为托辞，要求我减少和Mio的来往。她要控制Mio的社交、要她“专心读书”，还不愿意当那个恶人，而让一个小学生主动疏远自己的朋友，替她完成这件事。这套恶毒的做派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样的一个家长，同意Mio进行性别过渡（后来也证明并非如此）都很让我惊讶，又怎么可能同意Mio主动休学？
更直接的信源是前述好友A，在我询问时，好友A断然否认了“自愿休学”的说法。
可笑的是，在面对他人询问时，辅导员一方面说自己“很偏重”Mio，一方面却连其离世的消息都不知道。不过辅导员尽管拿“自愿休学说”开脱，却毫不留情地指出了Mio的家长“表面支持、暗中阻挠”Mio性别过渡的做法——这是家长对辅导员亲口交代的，这和《怀念Mio》里其母声称的“没钱给你做手术”相映成趣——Mio家是一套两层半的复式结构，她母亲工作不稳定，但她父亲却是高中教师。同为教师家庭，我清楚她家经济状况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是在《怀念Mio》里没写。
因为是合法杀人，因为没人觉得自己是杀人凶手，所以凶手们也就不屑于串供。家长说自己夫妻和睦、从未让孩子受过挫折、“没钱给你做手术”，辅导员却说家长表里不一、暗中阻挠；辅导员说学生“非要休学”，朋友却明确她是被动休学；家长说“喊人吃饭发现人已经硬了”，朋友则证明“报警回复，人在睡觉”。家长、辅导员，两个凶手都在说对方如何将Mio推下悬崖，却又都声称自己如何试图拉住她。所有的说辞相互矛盾、彼此推翻，却又指向同一个结果。凶手们一边错漏百出地自辩，一方面相互毫不留情地揭发，好一副滑稽的众生相！
没人拿着凶器，也没人下达命令。家长只是“为了孩子能走上正轨”，同学只是议论几句，班干部只是参与转发，学校只是依照流程建议休学，辅导员只是尊重学生的“自愿选择”，警察也许只是接受了家属的判断。货拉拉只是按照规定作了处罚1，事主则只是车被剐蹭之后气急，像广大被鼓励的恨同厌跨者那样侮辱了几句——人之常情。至于那条由手术、户籍、学籍和就业歧视拼成的斩杀线，它更是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单独指认的作者，也不需要开口自辩：户籍部门只是执行户籍政策，教育部只是维护学历信息与毕业时身份的一致，医院只是遵守手术规范，用人单位也只是在做背景调查。每一项规定都有自己的理由，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说自己无权处理其他环节的问题。
总而言之，没有人主动扮演反派角色——但Mio就这样死了。
合法杀人，不必合谋，不必串供，甚至不必知道自己参与其中。人人都可以体面地选择留下或离开杀人现场，继续工作、生活、成家立业。向教育部写信者立即被约谈维稳，“跨儿说”也在不久后遭到封禁，斩杀线岿然不动。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
而我当然也在这些凶手之中。我在Mio生前并没有给她足够的关心，小学毕业之后总共只见过三次面；她情况最危急的那个晚上，我也不在知情者之列；隔了两天才偶然在公共社交媒体上得知噩耗，却借她的死让母亲在我的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我装作自己是她的什么熟人，结识了一群伙伴，快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社交地位。
我休学、手术、改证、改学籍，然后毕业、找到工作——我恰好在那条斩杀线之前完成了每一步。即使在毕业前没能完成学籍变更也不要紧，因为我进入了歧视不那么严重的计算机行业，而我能进入计算机行业也全拜休学期间的实习经历所赐。身边的女同事，包括我在内，面试时从未被询问婚育计划。我任职的公司，其人员系统内甚至有针对跨性别者的合同变更流程（换言之有人走过）。尽管实习时曾向一些同事出柜，但在新的单位没人知道我的身份。我已不再需要面对绝大多数跨性别者所面对的问题。很多时候，我甚至不再想起一件事：这一切的起点，恰恰是Mio的死亡。
只是偶尔，当同事聊起原生家庭、婚恋和育儿话题时，我总会想到Mio的那个地狱般的家，想到她的家长、同学、班干部、学校官僚，也想到那些吃人的制度和规章，最后想到她的朋友——我自己。想到我们如何各自站在安全的位置上，如何拿各自的控制、嘲讽、排斥、驱逐、冷漠和沉默，拼凑出一场找不到凶器和凶手的谋杀。想到自己曾参与一场不约的合谋，去合法杀害一个比自己更优秀的跨性别者，想到自己不但没有承担任何责任，还踩着她的死亡，跨过了她未能跨过的期限，走上了更顺畅的人生轨道。倘若Mio泉下有知，又会如何评价我呢？
我的冷漠确实不能和他们的做法混为一谈，在吃人的制度面前更不算什么。但既然每个人都能用“我没有亲手杀人”来开脱，我也就没资格凭着这句话逃脱罪责。
这些愧疚和收集到的证据一点点积累。三年以后，它们终于变成了这篇文章——
一篇由凶手写就的杀人考察。
Footnotes
-
这类众包平台（短途货物运输、外卖送餐、网约车等）可能还有一个问题：要求司机（配送员）在每天上线前完成人脸验证，而跨性别者则可能因为性别特征与证件不符而无法通过。此外，顺性别者也有因外貌和声音与系统内性别不符而招致客户投诉的新闻。因此，尽管它们门槛低，但并不一定适合跨性别者。然而，这类“需要直接面对客户”的行业又带着比其它行业更高的曝光度，也就更容易吸引社会经验不足的跨性别者去尝试。 ↩